在之前的文章中，我反复提到过，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宿命感极为浓厚的时代。在许多关键问题上，它都表现得前后呼应、应运而生，尤其是民族问题，展现得尤为显著。
展开剩余70%时光流转，十年之后，陈庆之的儿子将以一种更为悲壮的方式发出呼号。 就在东魏和西魏的混战继续进行时，南梁沉浸在醉生梦死中，仿佛在隔岸观火一般。直到547年，高欢去世，东魏的实际控制者离世，侯景终于举起了反旗。 关于侯景反叛的动机，史书上说法不一。南朝的说法认为，侯景在高欢去世后担心新主子会对自己不利；而北朝的看法则是，侯景认为这是一个天赐良机，决定趁乱而起。事实上，这两种解释并不矛盾，侯景既担心自己被新主子清算，又看到了在乱世中上位的机会。 不论南北史书如何解释，有一点是明确的——侯景根本没有打算忠于任何一方。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，得出这个结论似乎很简单，但即便在当时，察觉出这一点也并不难。毕竟就在侯景的降书递交给梁朝的同时，东魏方面便开始对他发动进攻。侯景的策略是，先承诺割地给西魏，请求他们出兵援助；等到东魏兵力消退后，再向梁朝请求支援。 与此同时，侯景又派人向高欢的接班人高澄请求归顺，并得到了批准。然而，侯景始终未按约定向高澄报到，最终这位两面派的投机者也没再有消息。 尽管如此，梁朝的反应却完全没有察觉到侯景的两面三刀，反而无私地支持了他。当这一情报传到萧衍面前时，萧衍的反应并非震怒，而是温和地笑道：侯景也是个难处的人啊，人家打到家门口，病急乱投医，你们赶紧去救救他呀！ 这种判断，暴露了梁朝未来的所有悲剧。后来的故事，我们下回再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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